作者:余彪  当涂县在安徽省率先推进村居干部职业化改革。县委明确提出,村居工作者工作时间与乡镇机关保持一致;薪酬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对工作业绩突出的村居工作者选拔兼任乡镇副职,享受相应的基础工资和政治待遇。  不过,这一做法也引起了政界、学界的争议。笔者结合在辽宁凤城、浙江店口、湖北宜昌等地的调研情况,对此进行逐一探讨。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地方实务部门。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一直都很薄弱,相应的村干部的报酬和待遇也维持在低水平。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国家启动税费改革进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集体丧失了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变成了所谓的“空壳村”,无力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提高工资更是无从谈起;但是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国家以工哺农政策的推行,村庄治理的各项事务越来越多,村干部的任务越来越重,两相比较,村干部的工作动力严重不足,出现了所谓的村干部“难选、难留、难有作为”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判断,出于加强基层经济社会管理的工作需要,基本上与税费改革同期,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以提高村干部待遇为核心的村干部职业化改革措施。  以辽宁凤城、浙江店口、湖北宜昌等地的情况,虽然各地具体措施和推进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政策改革的主要倾向高度一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比照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实行月薪制或者是年薪制,由县乡财政统筹解决,村干部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元。同时,政府对村干部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部分补贴甚至是全额补贴,以此来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其二是打破村干部的行政村范围限制,实行全乡全县范围内的村干部公推公选和流动任职制度,有的还公开招聘大中专学历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官,此外还打通村干部的晋升渠道,优秀村干部可以提拔到乡镇领导岗位。其三是实行脱产化专业化的工作模式,很多地方开始实行严格的“朝九晚五”值班制度,保证村民有事都能够在村委会找到村干部,同时加强对村干部的职业培训提高其职业化水平,建立起一整套考核奖惩的管理办法。  就村干部职业化的效果来看,根据笔者观察,有以下几个方面好处。首先,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有所增加,相较于税费时期村干部工资须从农户手里要的麻烦,地方财政保障让村干部省心不少,再加上报酬逐年上升,也构成了村干部家庭中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对村干部更有吸引力的就是养老保险,对这点普遍反响很好,普通的村民对村干部最羡慕的也是这点。其次,乡政府对村干部更好管理了,村干部要想拿到相应的工资,就必须要完成相应的考核任务,村干部大多感觉到比以前要压力大多了。有的地方村干部任职打破了行政村边界,原有的家族势力难以凭借,这也有利于乡政府对村干部的管理。其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所增加,村干部群体的知识化多元化开始显现。之前大学生村官之所以留不住,就在于待遇低而且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实行村干部职业化后待遇大大提高,往上走的空间也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态变得平衡,愿意踏踏实实做事。    在地方积极推进村干部职业化的时候,诸多的学者却对此持一种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要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我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有300多万的村干部,如果都比照公职人员发放工资,那么每年就要多几百亿的支出负担。其二是与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不符。村干部包括村委会委员和支委会委员,村委会是我国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支委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而不是官员,以公务员标准对待和要求村干部与村民自治相悖。其三是村干部职业化与农村传统习惯不符。我国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民的认知和行为遵循着远近亲疏的原则,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的就是“乡绅治村”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村干部职业化以后反而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增加了治村的难度。  从笔者的农村调查来看,上述的某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比如2012年笔者在辽宁凤城C村调查,当地的村干部每年收入是1万多元,村民觉得村干部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村干部却觉得工资太低,自己当干部纯粹是为村民为国家做贡献,可见当前干群在村干部待遇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而在国家不断提高待遇的现实下,带来的结果就是,村民认为村干部成了国家的人,与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不经意间村干部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就拉大了。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村干部自身越来越把自己当干部,而且是把自己当成是国家的正式干部,反正我拿的是上面政府的工资,将来退了养老也是靠政府,只要把上面交办的任务办好,其他的事情能不理就不理,能拖的就尽量拖,如此,村里内部的很多公共事务村干部反而不关心了,村民虽然对此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因此,提高村干部待遇并没有使村庄治理有较明显的改善。  再比如,2011年笔者在湖南湘潭M镇调查,该镇由于交通条件优越,被县里确立为美丽乡村示范片建设区,为了加强村里面的工作,上面选派了好几位大学生村官。我们调查的时候,这些村官已经任职好长时间,但是却发现他们基本上对村庄情况很少了解。他们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镇里坐机关,而很少下村与老百姓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下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在村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村干部完成一些文件写作和整理工作。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村官也感觉到很陌生,更谈不上信任,觉得他们是外地人迟早要走,真正要办事的时候还是找本村的干部更可靠。实际上,从这点可以看出,假设是实行村干部职业化,比如实行村干部的跨村流动任职,要建立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树立干部的权威,将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总之,村干部职业化确实对村民自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村干部成为县乡政府“代理人”的角色越来越浓厚,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干部越来越习惯于往上跑,他们与普通村民的关系呈现出日益疏远的趋势。这与村民自治的要求日益背离,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既然村干部职业化有利有弊,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要把这个讨论清楚,根本上涉及到我国农村村级组织的定位问题。  实际上,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以来,很多人就意识到我国村级组织同时承担了两种功能,一种是村庄的内部事务的管理,还有一种是上级政府交办的各种行政事务,前者属于村民自治本来意义上的范畴,后者则是县乡政府行政功能的向下延伸。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级组织对于上级行政事务只起协助作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则演变成村级组织的义务,因而村级组织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主张在行政村另设村公所,村委会只负责村庄内部自治事务,上级的行政事务则由村公所负责。因此,在村务和政务没有分开的时候,村级组织的准行政化事实上难以避免。而在村庄集体经济普遍薄弱的情况下,村民自治更加难以真正地发育和运转起来。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再加上近年国家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笔者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是值得探索的。  不过,须引起注意的是,村干部职业化并非是要把村干部完全的公务员化,村级组织毕竟还是定位于自治组织,为了维持其自治功能,维护村庄的公共利益和村民的民主权利,在探索村干部职业化的过程中,可以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是重视发挥民意在村干部考核中的作用。如上所述,村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同时负责“村务”和“政务”两块事务,其工作报酬应该也是分为两块,尽管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这两块都由政府进行统一支付,但是在支付之前应该重视民意的作用。在各地的做法中,一般是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绩效方面主要由乡政府进行考核,尽管也会听取一定的民意,但是还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于是村干部工资就变成了乡政府说了算。可取的做法是,将村干部的基本工资定低一些,而将绩效工资定高一些,同时充分发挥村庄内部民主由村民讨论决定村干部的考核成绩,如此,虽然工资是政府发的,但是也照顾到了村民自治的要求。如此,才能使得村干部同时感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应有的平衡。  其二是可以尝试以行政村为单位下拨相当的工作经费。当前,各地为了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要手段就是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工资和奖金直接打到村干部的个人账户上。但是村干部的工资应不应该提高,应该提高多少,不应单纯地由政府来决定,还应该考虑村民内部的意见。现在有的地方将村庄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的工资提得很高,但是其他的民选副职干部、组长及村民代表,他们在村庄里的作用也很大,承担的任务也不少,报酬却差很远,这也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更为可取的是,政府应该通过资源的输入撬动村庄社区的整体关系,将其内部的活力激发出来,比如就可以行政村为单位下拨相当的工作经费,然后由村民来讨论如何分配使用这笔经费,工资占的比例多少,村干部之间差别多大,这样出来的分配方案也更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同。  其三是村干部优先由常年在村的村庄内部成员出任。的确,跨村任命村干部甚至选聘大学生村官,有利于克服村庄内部的派系矛盾,有利于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也有利于提高村干部的业务水平,但是也要警惕村干部演变为“走读干部”脱离群众。当前县乡干部的走读现象颇为普遍,群众办事困难多有不满情绪。村干部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地方村干部住在城里,有事的时候才下村来看看,成为所谓的“不在村干部”。如果让外村人甚至更远的外地人担任村干部,即使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增加了,政府也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工作,很可能也难以解决村干部的走读问题。鉴于农村工作纷繁复杂,群众工作事无巨细,农民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概念,在同等的条件下还是应该优先由常年在村的村庄内部成员出任。他们担任村干部,村民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村干部对村庄各方面情况也比较了解,村民有事随时可以找村干部,并不一定限定在工作时间,干群关系不易疏远。(作者单位:

据新华社电 记者4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14年11月下旬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8个文件,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1项定价权限。  放开烟叶收购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通知,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烟叶价格放开后,我国农产品领域已没有政府定价项目,全部放开由市场形成价格。国家主要通过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方式引导价格合理形成,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   放开4项具备竞争条件的铁路运输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放开铁路散货快运、铁路包裹运输价格,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的货物运价、客运专线旅客票价。放开这四项铁路运输价格,有利于铁路运输企业改革货运组织方式,提供货主需要的服务;有利于调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积极性,促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公路、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竞争,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放开国内民航货运价格和部分民航客运价格。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全面放开民航国内航线货物运输价格;放开101条相邻省份之间与地面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竞争的短途航线旅客票价;对继续保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国内民航客运票价,改由航空运输企业按照国家制定的规则自主制定、调整基准票价。  这项改革实施后,有利于航空公司更加灵活地制定、调整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状况,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需要。  其他商品服务价格放开事项如下。  放开港口竞争性服务收费。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通知,放开集装箱装卸、国际客运码头作业等劳务性收费,以及船舶垃圾处理、供水等服务收费价格,由现行按作业环节单独设项收费改为包干收费、综合计收,不得另行对货主和旅客收取费用。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联合制定港口收费规则,进一步规范港口收费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放开民爆器材出厂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放开民爆器材出厂价格,取消民爆器材流通费率管理。有关部门将依据职责强化安全监管、社会公共安全管控、价格行为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  放开7项专业服务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放开代办外国领事认证签证、证件密钥服务、海关统计资料及数据开发、商标注册等认证、涉外(台)经济贸易争议调解、土地价格评估、房地产价格评估等7项专业服务收费,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指导地方放开9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要求地方放开铁路客货运输延伸服务收费,邮政延伸服务收费和会计师服务、税务师服务、资产评估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宅小区停车服务、部分律师服务等9项商品和服务价格,鼓励市场通过竞争提供质优价廉的多样化服务,拉动了消费,促进相关行业健康发展。(原标题:

中新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北京专家解读称,中日在国家最高层面对三天前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进行确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短期来看,中日关系注定前路多艰,中国要保持警惕,坚持斗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对媒体表示,11月7日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三天后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晋三,等同中日在国家最高层面确认四点原则共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曲星指出,习近平在会见中强调,这两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安倍晋三则在会见中表示日方愿意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可谓当面向中方确认了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曲星注意到公开报道强调是“应约会见”,应约表明此次会见是“对方提出,我们只不过是同意了”,会见是“礼节性拜会,会见一下”,与双方面对面探讨两国关系问题的“会谈”有明显区别。  他表示,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中日改善关系是逐步的,有一个过程,它取决于日方究竟如何对待四点原则共识,如果日方按照中日沟通协调时的精神来解读它遵守它,中日关系将会继续有所改善,如果日方背离这个方向,今后中日关系可能还会出现麻烦。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持相同看法。他指出,中日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期安倍晋三之所以做出调整,公开表示“致力建设对华友好关系”,在于目前他面临越来越大的执政压力。  杨伯江列举说,经济层面,所谓“安倍经济学”的短期刺激效应已消耗殆尽,长期刺激效应尚未体现出来,致使国际机构纷纷调低日本经济年度增长预期,国内民众也未感到经济有所好转;外交层面,安倍上台后奉行“地球仪外交”,初始民众感觉新鲜,久之却质疑为何安倍有精力跑到世界那么远的地方,却没有把身边的邻里关系搞好?  同时,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直接向安倍施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虽然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声言“《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但强烈要求日本加紧同中国对话协商,谋求以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彼此争端。  杨伯江指出,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安倍非常希望与中方重启对话,现在他当面向习近平确认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今后如果他用错误行为亲自破坏共识,不仅直接损害日本国家和民众利益,也直接损害其政治生命,恐怕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众矢之的。  他强调,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今后两三年中日有希望走出2012年日本“购岛”造成的紧张局面,但是注定道路非常曲折艰难,期间不排除反复,“从中日矛盾复杂性、安倍对华政策两面性等方面看,我们要保持警惕,坚持斗争,应该说中日关系会处在既斗争博弈、又合作协调的新常态当中”。(完)(原标题:专家指中日最高层确认四点共识 两国关系仍前路多艰)编辑:

铁原阻击战,为了阻击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的追击,63军死守阵地。炮火山呼海啸,从数里以外看去,铁原以南的半边天空都变成了红色。战士们的脸被硝烟烤成了黑色,趴在工事里就睡着了,敌人冲到跟前醒过来又打。一线部队全都拼了刺刀。全军的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坚决守住阵地!”      这是朝鲜战争中最为艰难的一战。而河南淅川县九重镇党委书记徐虎,用它来比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保水质迎通水的最后战斗。  生是香花人 死是香花鬼  渠首绿化、生态廊道、环境综合整治、水质监测……不久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的第二个“百日会战”打响了。作为渠首所在地的九重镇自然备受关注。  每一周,至少有三拨工作组来到九重,监督检查徐虎的工作,作为百日会战动员大会中唯一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参会代表,徐虎感慨:“压力太大了。”  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南水北调大移民那些玩命的日子,什么硬仗都不在话下。  移民迁安工作中,有一个说法:河南移民看淅川,淅川成败看香花。  那时徐虎还在香花镇任党委书记,对此感触颇深。  从搬迁的人数上来说,香花镇并不是最多。但从搬迁的难度上,却是最大——香花富,当地的老百姓不愿意离开这个靠辛苦打拼筑成的金窝窝。难中之难是刘楼村。  村里的香花码头是丹江风景名胜的核心区,相当于香花镇里的“小香港”,所属的刘楼村尽显繁华。全村3057人,627户。村里光是20万以上的私家车就80多部,运输车辆200多部。  富足的村民说:我生是香花人,死是香花鬼,坚决不离开香花!  工作难做村支书主动请辞  徐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他带着村干部到安置地裴营。当地政府很热情,要留大伙吃饭,结果人跑得一个不剩。一回来,刘楼村村支书就找到徐虎,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从我内心深处都不愿意往这个地方搬,咋去做我老百姓的工作?做不成!  老百姓更是群情激愤:400多人围了镇政府。眼见要出事,徐虎撂下一句承诺:大伙先回去,香花的党委政府绝对把你们安置好。安置不好你们,我这个党委书记引咎辞职!  村里,江边,研究咋做群众工作的会持续了整整一夜。农村工作不能死教条,书本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适应乡土社会的“土”办法最有效。第二天一早,分层面摸排,逐个突破的“土”方案出台了。  第一个层面锁定村两委班子——村干部都不同意,咋去做老百姓工作?咋样做?一对一。村支部书记思想工作镇党委书记包。村主任文书的工作镇长、人大主席包。以此类推。  立规矩让移民搬得有尊严  徐虎说,老百姓不同意,主要是不明白这次移民的国家政策,并且从眼下,看不出列在计划中的未来安置地的区位优势。  他天天拉着村支书,见缝插针地讲:网箱养鱼,确实来钱快,但是由于严重污染水源地水质,2014年通水之前全部取缔;江上的游艇,哪一天不挣个两三千?但是为了保水质,整个丹江口库区的水面,所有与水亲密接触的旅游项目也会全部取缔;当时丹江口大坝的高程最高是海拔157米,到通水,整个海拔高程提高到170多米,不用再说人均种4、5、6、7亩地,一厘地也没有,全部淹没水下;为了保水质,农作物的种植将要实行严格的生产制度,不能用化肥和农药,粮食肯定减产……分析到这一步,三年以后,眼下的优势全部都要消失。相反,到了安置地之后,国家会给多重的扶植政策……  徐虎不停地说着,一面努力地抑制着心疼——他知道移民老百姓心里的委屈,可这是大局。他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协调,让移民搬得有尊严。  他给所有镇干部立了死规矩:在移民工作中不准采取行政干预的措施,谁敢逼老百姓,找些痞子混混恐吓老百姓,采取强制的手段给移民房拆了,将移民送到安置地等,严惩不贷!  工作注定艰难,他怕老百姓一旦不愿意,干部心烦了,失去耐性干错事。  “移民不易,要离开祖祖辈辈的家,我们不能让这28000个移民乡亲带着失望带着遗憾甚至带着对我们这一级党委政府的刻骨仇恨离开这个地方。”徐虎跟手底下的干部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弟弟也走在搬迁大军的队伍里。  苦口婆心村首富同意搬迁  苦口婆心,软磨硬泡,天天“赖”在村干部家里讲政策。到点儿跟着一块蹭饭,付10块钱饭钱。整整七天后,两委班子15个人,在确认书上把字签了。  第二个层面村干部的亲属摸排。动员签了字的村干部,承包自己的亲属;第三个层面,用五天时间把15个村民小组6个自然村的群众领袖摸排出来——那些在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做他们的工作;第四个层面摸排刘楼村在外工作,小有成就的人员:经商的成功人士,在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工作的等等……  村里有个富豪赵福禄,投了600多万在景区开宾馆餐饮,生意火爆。一年挣个一两千万不成问题。不愿搬:搬走了,这个已经小有名气的宾馆怎么办?  徐虎跑到邓州市,跟分管市长、移民局长、裴营乡的党委书记,四个人坐下来“谈判”:我们香花的赵福禄,搬到你这个地方,除了“普惠制”外,还要给他“最惠国”待遇,让他享受你邓州市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他能把渔家复制到邓州,对于你们来讲也拉动了经济增长啊!  谈判胜利,他又带着赵福禄到了郑州,找了一家设计院,来给他做了一个重建规划。资金不足,又催着邓州农村信用社给表态,协调解决发展资金。  后顾之忧解除之后,赵福禄签了字。群众领袖一签字是个啥概念?家里兄弟姊妹加起来总共27户,全部签字。部分观望的老百姓说,赵福禄这么富的人都签了走了,咱还说啥?  冒雨入户女干部掉进粪坑  记得最难劝说的老百姓,他们曾为了一个人,挖地三尺,跨省从好几个县找来了26个与他关系近的亲朋好友,组成“劝说团”。  没日没夜地工作,最累的时候,徐虎和同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却累得不愿意说话。他掏出手机来打字,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时间,徐虎把干部逼得紧,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欠了一大笔人情债。  一天,徐虎派干部下村给老百姓做工作。夜里11点多,下起大雨。全村停电一片漆黑,找不到东南西北。地下泥泞打滑,一个女干部张书兰,摸着黑走,一下子掉到露天的厕所里。齐腰深都是粪水。同事打电话给徐虎汇报:书兰掉到粪池子里了,不中让她找个地方冲一下回镇上吧!  徐虎要张书兰接电话:书兰,如果现在是战争,就是拼刺刀的时候到了!无非身上脏一点,臭一点,战争年代,丢了性命你都不能给我后退。找一套衣裳换上,继续入村,入户!  谈及这件事,徐虎突然哽住了。他说女干部在电话那头跟他说:“没的事书记,别说我今天是掉到粪坑里,今天就是我这个腿绊断,我都该去。”  就这样,香花的搬迁工作顺利完成了。2010年的9月29日,徐虎永生难忘。那一天他从香花镇调任九重镇做书记。已经搬走安顿下来的香花镇移民,来了60多个人,提着他们种的绿豆、芝麻,赶到九重,只为了看看他。那一年的新年,他收到了移民寄来的186张贺年卡。“老百姓买份贺年卡不像我们,有秘书去买来写好,他会自己跑到邮政所去买呀。”徐虎说,不在基层,你就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好。他们是最知道感恩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他们敬官呐,这么好的老百姓,我们必须要对得起!”  入户劝搬200村民围住乡长  “做百姓贴心儿女,当移民孝子贤孙。”徐虎的工作做到哪,这句话就成为哪里的工作信条。  移民工作难,难在故土别离、亲情割舍,难在安置对接、搬迁组织,一步一个困难,一步一道门槛。徐虎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移民干部。  如今在淅川,不同系统的政府干部见了面,即使不认识,只要说参加过第几批移民,立刻形同战友,关系拉近。在他们的眼中,那是一场永生难忘的硬仗。  淅川县大石桥乡原乡长向晓丽,下村去群众家里做工作。正月初六的晚上,大雪。她在群众家,刚坐下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乡里来抓人了”,群众突然冲进屋里,把她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棒、石块,屋里、院外、路上,男女老少共有200多人。  一位老大爷大步上前摔碎了桌上的茶杯,“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喝茶?看看给我们安置的啥地方”!一位老太太也顺势抱住她的腿说:“你咋让我们搬到那个地方,你坏良心呀!”突然,电灯被拉灭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啪”的一声一个酒瓶摔碎在向晓丽脚下,一个木凳子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腿上,指责声、叫骂声乱成一片。一阵钻心的疼过后,向晓丽让人把灯打开。  灯亮的一瞬间,原本很委屈的向晓丽突然哽住了,因为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眼睛。移民乡亲搬穷了、搬怕了,他们除了能跟她撒撒气,还能怎么办呢?  她咽下委屈和眼泪,拿出纸和笔,把群众提出的要求,一条条认真记了下来。就这样,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等到最后一个乡亲离开后,已是午夜两点。  后来,根据群众的要求,她和同事多次与安置地政府交流沟通,以最大的努力满足了移民的要求。  一语成谶移民干部倒在搬迁现场  轰轰烈烈的南水北调移民大搬迁结束了,留下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感叹。  在整个移民搬迁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移民重大伤亡事件,却有300多名干部晕倒在搬迁现场,100多名干部因公负伤,10名干部倒下牺牲。  淅川县上集镇司法所原副所长王玉敏就在10人之列。通水在即,当我们回过头去希望寻找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痕迹时,却发现,除了一张并不清楚的证件照,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2011年6月16日,是淅川县上集镇白石崖村移民搬迁装车的日子,凌晨三点多,王玉敏骑着自行车,赶到了20公里外的移民现场。中午,气温高达40度,患有严重肺气肿、浑身浮肿的王玉敏不顾医生的叮嘱,进进出出帮着移民抬家具、搬木头、扛粮食。  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吃上午饭,所长王智红看见,王玉敏的手抖得连菜都夹不住了。吃饭时,王智红对他说:“明天就是天塌了你都要在家里给我好好休息!”可第二天早上4点多,他又骑着自行车来到移民搬迁现场。“王玉敏,你不要命了?!”没想到竟一语成谶,他说“没事”的回答成了最后的告别。  追忆逝者曾错过送亡妻最后一程  王智红说,2008年,王玉敏的老婆已是肺癌晚期,可是王玉敏还没日没夜地往移民村跑。  那一年7月,王玉敏正在上集镇魏营村解决移民纠纷,突然接到了亲戚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老婆不中了。他从移民村赶到家中时,人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了。  王玉敏曾跟王智红说,老婆怨过他,最终阴阳相隔,他跪在地上,只是闭着嘴哭,两只手在地上抠出了血。  作为并肩战斗在移民搬迁一线的同事,王智红知道,王志敏一直在拼命。  常听他说头疼,他身上装着一毛钱一包的头疼粉,疼极了就吃一包。  为了给老婆治病,家里债台高筑。老婆去世后,为了还债,他把家里唯一的房子卖了。表侄女收留了他和他的全部家当:一张老式木床,一台不能转圈的旧电扇,一辆破自行车,一双穿得没了颜色的皮鞋。  去世时,他的衣袋里有30元钱,外面却欠着10万元的债。  王智敏说,生活如此艰难,但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单位要过一分钱,从来没有向大家诉过一句苦。骑着他的破自行车,跑遍了13个移民村,进村入户宣传移民政策,化解矛盾纠纷。   通水一刻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和王玉敏一样,永久长眠的还有:淅川县香花镇土门村组长马保庆;香花镇白龙沟村组长陈新杰;上集镇魏营村组长魏华峰;香花镇柴沟村党支部书记武胜才;九重镇桦栎扒村党支部书记范恒雨;上集镇政府干部李春英、刘伍洲;滔河乡政府干部金存泽;淅川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马有志。  他们不能和“战友”一起分享通水一刻的喜悦了,但是国家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事迹和精神,在中国水利史上树起了一座无言丰碑。  京华时报记者张然 王海欣发自淅川编辑:

据新华社电 ,导致全县数千名用户无电可用。目前,鹤壁供电公司已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根据通报,11月2日,鹤壁市淇县供电公司朝歌供电所所长杨树森、员工王海笑等6人,在个人消费时,与用电客户发生纠纷,擅自给用电客户停电,严重违反了《国家电网公司员工服务“十不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杨树森撤职、行政记大过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并扣罚绩效奖金6个月;给予王海笑待岗、留用察看2年处分,扣发绩效奖金6个月。其余相关责任人及上级主管部门责任人也被分别给予处分。  据媒体报道,当日,这位供电所所长和手下5名员工在某KTV消费后,与经营者发生纠纷,遂酒后进行打砸,更无缘无故拉闸停电,导致县城大面积停电,涉及3000到5000户居民商户,停电时间长达6个小时。  事情发生后,国家电网河南公司和鹤壁公司当晚就派出了调查组,除对当事的6名责任人给予党政处分外,还对其上级管理部门淇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给予处分。      发布停电事件通报,多名上级主管部门责任人受处分  近日,鹤壁供电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河南“淇县11·2”对外停电事件的通报。  通报称,11月2日(周日),淇县供电公司朝歌供电所所长杨树森、员工王海笑等6人,在个人消费时,与用电客户发生纠纷,擅自给用电客户停电,严重违反了《国家电网公司员工服务“十个不准”》。根据相关规定,研究决定,对相关人员给予处理。  据通报,除对杨树森、王海笑给予处分外,还对淇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及主管领导纪委书记通报批评,处罚款5000元;对责任单位朝歌供电所上级管理部门淇县供电公司乡镇供电所管理部主任、乡镇供电所管理党支部副书记警告处分,通报批评并扣发绩效奖金2个月。  此外,对停电事件次要责任人赵志超、王志鹏、赵增昌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扣发绩效奖金6个月;取消赵志超预备党员资格。对事件参与者闫鹏予以警告处分,扣发绩效奖金2个月。  鹤壁供电公司在通报中表示,因个别人员的不当行为,给客户的正常用电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在此,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认真汲取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举一反三,立即开展服务质量自查及整改提升工作。同时,感谢社会各界对供电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继续秉承“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根据相关法规,滥用职权构成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  鹤壁供电公司通报称,将汲取教训立即开展自查及整改提升工作,秉承“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服务。不过,此事的追责不能仅止于此,除了党政处分外,这些责任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供电企业职工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供电事故的,或者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电力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法律还规定,电力企业职工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事故的,比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案例显示,2003年,广西博白县电业公司一名“老供电”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原因是其在农网改造施工中,未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擅自停电7小时,给当地一家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因此,不论从法律规定,还是过往案例看,对此事的处理绝非处分几个人那么简单。应当问一问,这几个人的行为到底影响到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损失?是否已构成犯罪?可惜,在情况通报中,找不到答案。其中仅仅轻描淡写的一句“给客户的正常用电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恐怕不能服众。  据新华社电(原标题:拉闸泄愤 河南一供电所所长被撤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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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09 05:22:03